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朝代，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千米。《元史》中记载“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足见元朝地域之广。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各民族汇聚在一起，地域的广阔，彼此间经济、文化的碰撞，同时造就了一个极为开放的王朝。而就是这么一个朝代，在统一中国的路上一往无前，可偏偏在征伐东南亚各国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
在政治上，统治者的野心从来都是无下限的，就像当时元朝的当权者，穷兵黩武，扩展领地，企图以武力来征服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让他们俯首称臣，然后纳贡。而那些不愿屈服者结果只能是兵刃相见，要么“一将城破万骨枯”，要么“俯首甘为阶下臣”，这是一道致命的选择题。
历史上东南亚各国在面对强大的元朝时，毅然选择了前者。
元朝灭了宋朝之后，奉行先礼后兵的原则，分派各路使者出使东南亚各国，试图友好的说服他们前来朝拜，结果可想而知，没人愿意主动向别人低头，眼见“先礼”无功而返，就只能立马派兵攻打他们的城池，忽必烈在位时就曾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甸等国，不出意外地遭到他们顽强的抵抗。
蒙哥汗三年，穷冬腊月，忽必烈将大理收入囊中之后，便将自己的心腹大将兀良哈台留在此地戍守。当时刚刚占领这个地方，根基未稳，各个部族同仇敌忾，好在兀良哈台不负众望，平定了云南各部此起彼伏的叛乱。四年后的一个秋天，朝廷派遣使者出使安南陈朝，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一带，本想以和平的方式让其称臣，奈何安南国不仅不买账，还强行羁押了元朝的使者。
两国开战，尚且不斩来使，安南国的做法着实是对元朝的轻蔑及侮辱，果不其然，元朝统治者龙颜大怒，当年的冬天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大将兀良哈台率士兵攻打安南。元朝军队能征善伐，不过一个月，就拿下了安南。安南国国破，其国王逃窜流亡，后安南国新帝继位，才开始派遣使者面见兀良哈台，表示愿意接受元朝的管制。
忽必烈并未赶尽杀绝，毕竟让其他各国臣服于他，扩展领土，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派遣礼部侍郎孟甲等人出使安南，更深一层地进行交流。在古代对于一个民族的百姓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风俗制度，忽必烈的高明之处他并未强行让“臣子”们按照元朝的风俗风尚来改变生活，他尊重他们自己的风俗，这就是元朝为什么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国度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征服安南这一事上，忽必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安南并非真心称臣，这只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所以几年后，忽必烈进一步要求安南君主入朝做官，其贵族子弟像元朝百姓一样服兵役交税时，安南国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元朝“无理”的要求，不愿跪拜元朝皇帝。
忽必烈在彻底清除了南宋势力后，专心对付安南，为此还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安南宣慰司。战场上素来奉行的是兵不厌诈，忽必烈假装向南征讨其他国家，向安南借路，没想到安南没上当，安南拒绝的决然，彻底激怒忽必烈，其子率领十几万的大军与安南军队经过数十场激烈且惨烈的战役。
最终，安南国势弱不敌，节节溃败，但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安南国国王率领的士兵百姓也没有举白旗，逃入丛林之中。那一带的丛林地势错综复杂，元朝的铁骑自然不擅长在这种环境里和他们打游击。
而且当时正值夏天，瘟疫盛行，元朝士兵长途奔袭，本就水土不服。且加上后援不能及时跟进，长时间的消耗，让元朝不堪重负，只得后退一步，在思明州，即今广西宁明县留守。
几年之后，心有不甘的元朝统治者再次攻打安南，依旧势如破竹，拿下安南国都，但是结局却出奇的一样。无奈后撤的元军遭到安南国的伏击，忽必烈的亲儿子差点死在这场伏击中。
后安南派遣使者向元朝求和，这个结果看似是安南败了，却守住了自家的城池，而元朝看似强大，胜利了，却如同被他人反手打了一记耳光，别人“卑微”地道歉，心里窝火，却又不能不接受。
元朝统治者野心之大，安南只是他目标的其中之一，元朝征伐东南亚各国时期，东南亚印尼群岛之一的爪哇岛，一个满者伯夷王朝开始悄然崛起，忽必烈妄想将其收入囊中，然而他派出去的使者命运比之前派往安南的使者的命运，凄惨许多，直接被杀了。
使者受辱，便是元朝当权者受辱，忽必烈自然不过轻易放过它。恰巧元朝因远征失利，在家养精蓄锐之际，爪哇岛上发生了内乱，其领导者克塔纳伽拉被属下贾亚卡特望杀死，贾亚卡特望成为领袖，原先效忠克塔纳伽拉的士兵及其亲属，仓皇出逃至一个岛屿，并且建立了一座城池，这便是满者伯夷王朝。
两拨势力内斗，自然渔翁得利，忽必烈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忽必烈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就在最后驻守岛屿的时候，那些投降派纷纷倒戈，向云军挥起了屠刀，元朝军队最终惨烈地归来。虽说满者伯夷王朝赶走了元朝军队，可是元朝毕竟是大国，目前的优势只是暂时的，于是他们主动向元朝称臣。
与安南、满者伯夷王朝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蒲甘（缅甸王朝）、占城。战争往往给人们带来的都是痛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战争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元派遣使者，让东南亚各国前来朝拜，允许他们“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成宗即位的时候，便下令停止征伐东南亚各国，与他们重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历史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元朝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同样也带动文化的交流。当时安南陈朝的儒学、佛教很是流行，这自然是受元朝影响。
知识文化无国界，文人雅士们聚在一起，吟诗作赋，互蹭礼物，互相熏陶彼此，多少都会受到对方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些流入安南的经史子集及其佛教文化对对安南文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比如安南格歌剧艺术是在元朝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艺术便是陶瓷艺术，据说暹国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元朝，根据暹国史书记载，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将陶瓷这一艺术引入暹国。
东南亚那些国家虽说能抵挡住元朝蒙古铁骑，但是为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不得不和元朝交好。例如爪哇国，伏击战中打败撤退的元军，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求和。爪哇商船队伍经常来往于中印之间，经营贸易，当初忽必烈意图攻下爪哇国，就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泉州在当时可是第一大港口。从这一方面来讲，元朝的统治者南征北伐，也是为长远计。
元世祖时期，真腊即现在的柬埔寨，就曾多次派使者到元朝购买药材等其他必需品。历史上有一部可与马可波罗游记比拟的著作，便是《真腊风土记》，其作者是周达观，书中记载了当时他随同使者前往真腊的所见所闻，在对真腊政治、经济及风俗的研究上价值意义非常大，真腊人对中国的器皿、丝绸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爱不释手，而且在真腊居住的元朝人和当地人相处融洽。
元朝对外贸易往来频繁，也得益于元朝海陆交通空前的扩大。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边的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当时有人形容“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初邻家，”交通之方便可见一斑。
海上“驿站”并非真正意义搭建起来的驿馆，这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毗邻的国家。元朝统治者把它们当做一个个驿站与更为遥远的国家互通。这也许是元朝统治者为什么非要征伐东南亚各国的原因，只有让他们臣服，这样的“驿站”才安全可靠。
那时中国的造船水平提升了不止一个高度。《马可波罗游记》这样记载，“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觉宽舒”，“有二厚板叠加其上,然后用麻及树油渗合涂壁，使之绝不透水”“海船舶上至少应有水手二百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五六千担”。这说明当时造船舶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这也为海上的商业和对外交流提供了便利。
据《蒙古秘史》《史集》记载，窝阔台时期驿站就联通整个欧亚大陆，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忽必烈建国初期就开始建造从蒙古本部通往其他大国官方道路，到元代中后期，全国的驿站数量达到最多，《伊本·白图泰游记》纪录各个驿站都提供马匹、牲畜、粮食等物资。这么方便的，且条件舒适的交通谁不喜爱呢？谁不愿意来元朝走动。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为求的经济的发展，一边发动领土扩张战役，一边与他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建立联系，发展海上贸易。《元史列传·外夷篇》中详细地记在了元朝与高丽、日本、耽罗、安南、缅甸、琉球等国家的交往，东南亚各国可以说在元朝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元朝与东南亚不仅仅建立了官方朝贡体系，还有商业贸易。
元朝政府允许甚至鼓励东南亚各国商人在元朝境内做生意，并且当时的蒙古贵族乐意利用利用商人来谋取暴利，给与他们种种特权。东南亚国家特殊的贡品收到元朝君王的喜爱，例如当地土特产，据《元史·外夷篇》记载，安南国选择质量最好的土产，派遣使者进贡元朝，当然这种土特产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当地特产小吃，而是货真价实的金银珠宝。
另外，说起东南亚特有的动物，那便是大象，元朝的君王似乎对大象格外偏爱，向东亚国家索要象。元代的宋褧写过一首诗《过海子观浴象》：“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元朝君王还把大象当做交通工具。《蒙古史纲要》中就纪录象辇，后世还留存着一些当时的象辇图。
向元朝进贡大象的国家主要就是东南亚，其中包括占城、马八儿国、安南、缅国等。《元史》中记载，元初，既定占城、交趾、真腊，岁贡象。意思就是，元朝攻占了占城、交趾、真腊，这些过年每年都要向元朝纳供－象。元朝君王喜爱大象，喜欢象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高大威武，象征着君王本身的地位，尊贵不容侵犯。而且元朝贵族里也有“驯象师”一职位。
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中，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存在，那便是“代身金人”，这种贡品开始与元世祖元年间。当时元朝君王下诏书让安国陈朝君主来元朝，如果不来，就用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
这种强硬的做法及态度代表着元与安南当权者之间的较量，剑拔弩张，但是无奈的是，安国小国，公然反对向元朝称臣就已经是莫大的勇气，安南国进贡“代身金人”不得不由此开始。而这一贡品代表的政治色彩比其他任何贡品更浓郁。
元朝曹伯启的《汉泉曹文贞公诗集》中有一首诗：“天地精英及海隅，兽毛文彩号花驴。同来使者如乌鬼，还责中原礼法疏。”诗中的花驴就是斑马，在元朝，斑马被称作奇兽，史料记载马八儿国曾向元朝供过斑马，《元史》中详细记录进供斑马的一路风尘。说明斑马从元朝开始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受到元朝百姓的喜爱。
斑马本来的产地是非洲，元朝虽然疆域很大，和很多域外大都有联系，但是还不能到达非洲，中国到达非洲第一次的纪录是明朝的郑和。所以元朝的斑马，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推测，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被带到中国的，是由马八儿等东南亚国家国朝贡时带入中国，就像大象。
玳瑁在古代是一种装饰品，出现在很多诗词歌赋里。其实“玳瑁”就是一种动物－“海龟”，生活在海里，能拿出这种贡品的自然是东南亚临海的国家。玳瑁的龟板由13块组成，用硬物敲击龟背，使淤血充满龟板，再将其制成玳瑁制品。它的存在无异于那些金银首饰之类的装饰品，当然，它还有一种用处，那便是辟邪，龟辟邪这个传统由来已久，这个说法稀松平常。
但是玳瑁作为一种珠宝首饰在民间和宫廷都很受欢迎。《元史》中就详细的记载了元朝要求安南每三年要进贡一次，和其他珍贵物品一起，以及医者等。龟本身在古人看来就是一件神物，单单长寿这一点，就能引起元朝统治者的偏爱，古代君王不都沉迷于长生不老吗。有很多人用龟来占卜，这更给它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另外，玳瑁作为一种药材价值还是很大的，长期佩戴其饰品有活血保健、安神定惊之效。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元朝如果要进一步扩展疆土，似乎只能先打开东南亚这一扇大门，只是有时候，打开门的方式可能不单局限于战争，还可以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东南亚那些国家在面对强势敌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对抗的勇气，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民族脊梁。战争是残酷的，也很难用是非对错来评价一场战役，尤其是腥风血雨的古战场，只有成功与失败，哪来的仁慈。
元朝与东南亚之间的疆土之争，以及文化经济上的“和平”，也许就是整个历史上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自古成王败寇，胜利者高高在上，战败者要么亡，要么俯首称臣。而称臣的代价不仅是那些贡品，还有尊严。东南亚对元朝的贡品可以说是元朝对东南亚各国生活文化的收纳，也可以说是当权者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后的丰厚奖赏，更可以说是一种强势者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