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通讯员 孟肖
当驼铃穿越千年风沙,玄奘西行的足迹在丝绸之路上刻下永恒的印记。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带领团队以双脚丈量万里丝路,用镜头定格残垣古寺,将《大唐西域记》的文字密码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时空对话。他们在别迭里河谷经历车辆“高反”的险境,在高昌故城触摸回音壁的智慧,在唐蕃古道见证信仰的力量——这不仅是一次学术远征,更是对当代“一带一路”精神的文明溯源。张安福教授与团队将震撼人心的文化探索之旅记录在“走读丝路”丛书中,既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当下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解。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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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到现场,触摸历史
齐鲁晚报: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籍层出不穷,是什么启发您创作这样一套“走读丝路”的丛书?它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有哪些独特的视角?
张安福:多年来,我们团队深耕丝绸之路领域,持续开展研讨与课题研究,多次奔赴实地,对丝绸之路相关遗存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收集到海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更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收获了对丝绸之路深刻独到的感悟。从丝绸之路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这套“走读丝路”丛书的出版如一座桥梁,为大众搭建起一条通往丝路历史深处的便捷通道。丛书以生动鲜活的笔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系统整合了散落在历史长河各个角落的丝路文化碎片,使读者能够清晰真切地触摸到丝路文化的发展脉络。
《跟着玄奘走丝路》
张安福 主编
党琳 著
岭南古籍出版社
齐鲁晚报:在研究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您选择了亲身重走路线、亲到现场的方式。您认为这种实地考察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它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与文化?
张安福: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丝绸之路留存至今的各类遗迹,像土遗址、城址、烽燧以及佛教遗址等。这些遗迹见证了丝绸之路往昔的辉煌,它曾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国防要道、贸易通途,也是重要的信仰之路。在考察过程中,我们能够亲手触摸历史脉络,深切感受丝路文化的厚重。这种亲身体验,让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演进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对于传承丝绸之路文化而言至关重要。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那些古老遗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才能以更鲜活、更立体的形式向读者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
齐鲁晚报:在“重走玄奘之路”的过程中,您和团队是如何规划考察路线的?是否完全按照玄奘当年的路线进行?在行走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
张安福:我们依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路线的清晰记载来规划行程,着重对玄奘所述与现今遗存相契合之处展开重点考察。行程从中国出发,途经中亚,最终抵达南亚。行前,我们做好了各项报备工作,针对沿途的碎叶城、怛罗斯等地,深入探究玄奘路线,确认其作为贸易与信仰之路的历史地位。
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在翻越天山(即玄奘提及的凌山山口)时,困难重重,天气变幻无常,国境线还有手续办理等诸多问题。2021年4月,我们再次前往乌什县考察。离开别迭里烽燧遗址后,便沿山道进入别迭里河谷。当时积雪融化,司机担心返回时道路结冰难以通行,而且随着海拔不断升高,车子出现“高反”,频繁熄火。于是,司机建议我们稍作停留后尽快返程。别迭里山口海拔4269米,“别迭里”意为“付出代价”。最终,我们在距离界碑12千米处无奈返回,至今仍深感遗憾。在今天有那么多工具辅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无法穿越那座雪山,不禁让人感慨,玄奘一行人当年竟能徒步翻越,实在令人钦佩。
当年玄奘在翻越凌山时,内心肯定波澜起伏。一个又一个侍者在眼前被冻死,让他身心遭受极大煎熬。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伴随了玄奘一生。回到长安后,他曾对弟子说他们当时在山中整整走了7天,历经磨难,才走出凌山,队伍中很多人被冻死,近一半的牛马也未能幸免。玄奘不愿再回忆这段惨痛经历,但在他“冷病”发作时,那些记忆仍会不由自主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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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遗韵,求索千年
齐鲁晚报:玄奘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在您的研究和行走中,您认为玄奘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安福:玄奘这一路上的经历,遇到了很多超出想象的艰难险阻,也经历过很多诱惑,但他都能坚守内心的原则,目标明确且毫不动摇。同时,玄奘也是一个真诚恳切、对国家满怀敬意与忠诚的人,这种精神着实令人由衷敬佩。玄奘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关键人物,他坚韧不拔的品质正是丝路文化传承所不可或缺的象征。
齐鲁晚报:在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有一处“玄奘讲经处”。在高昌国的经历对玄奘后续的旅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段经历如何塑造了他后续的取经之旅?
张安福:当年,高昌王麴文泰与玄奘初次相逢,便如同多年老友,并结为兄弟。麴文泰对玄奘盛情挽留,可玄奘一心向佛,立志前往佛祖故乡求取真经,面对高昌的富贵荣华,他丝毫没有动摇。最终,麴文泰被玄奘的坚定所打动,决定举全国之力支持他西行求法,不仅为玄奘准备了从高昌以西直至突厥可汗控制区域内24个国家的国书,还在每封国书后附上厚礼。也正因为如此,玄奘此后的旅程顺畅了许多,减少了很多沿途的艰难阻碍。
玄奘在高昌逗留的十多天里,开坛讲法,其讲经之处至今仍留存着。2017年盛夏,我们抵达高昌城,远处的火焰山犹如燃烧的赤焰,火红夺目。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描述这里“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西游记》中“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的故事,正是以此景为原型创作的。
我们也特意前往“玄奘讲经处”,那是一座颇为壮观的建筑。讲经堂平面呈圆形,外围是方形院墙。中间墙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向内收缩,这样的设计能起到隔音与消除回音的效果,确保无论远近的听众都能清晰听到讲经声,仿佛穿越时空,我们都感受到当年讲经的庄重场景。
在高昌国的这段经历,让玄奘深刻认识到借助王权支持佛教传播与取经事业的重要性,对他后来与印度国王及唐太宗李世民建立良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齐鲁晚报:比玄奘早两百多年,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也曾西行取经。尽管路途艰难,但信仰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前行。您如何看待佛教在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张安福:在古代,佛教徒的西行求法和东行传法活动,给丝绸之路的路线带来了极大拓展。拿法显来说,他在70岁的高龄还踏上了西行求法的道路。虽然他走的路线和玄奘不太一样,但两人都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他们这种勇敢的探索行为,既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又为丝绸之路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早期的丝绸之路,既是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商业贸易的要道。当时,商业往来大多围绕奢侈品交易展开,而佛教是早期主要传播的信仰。有意思的是,宗教团队和商贸团队常常一起出行。宗教团队能给商队提供精神上的支撑,让商人们在艰苦的行程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商队则给宗教传播提供物质方面的帮助,使佛教能够在更广泛的地方传播开来。这两者相互依靠、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丝绸之路走向繁荣,佛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文化纽带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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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互鉴无疆
齐鲁晚报:玄奘西行是丝绸之路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您如何看待玄奘在丝绸之路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西行之旅对后世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张安福:唐代高僧玄奘,在贞观元年(627年)从长安出发。他一路穿越西域、中亚等地,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印度。在印度求法十余年,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此后,玄奘将自己的西行经历著成《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填补了7世纪中亚、印度历史记载的空白,意义非凡。
玄奘被视为丝绸之路信仰传播的杰出使者,也是佛经翻译领域的卓越大家,在丝绸之路信仰之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西行之旅引领了后世众多僧人踏上求法之路,如唐朝的悟空和尚受玄奘影响,前往印度、阿富汗等地交流。玄奘的西行,从某种意义上也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齐鲁晚报:玄奘绕行西域到达天竺,而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行走的唐蕃古道大大缩短了前往天竺的路程。您如何看待文成公主进藏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她的和亲之旅与玄奘的西行之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上的联系?
张安福:文成公主进藏开辟了一条从关中经西藏抵达南亚的捷径。此后,不少人顺着这条路前往印度。印度文化经西藏、中亚传入西域与中原,形成了两条文化传播路径。经西藏的路线虽然距离近,但走起来更加艰难;经中亚的路线虽远,却相对容易些。这两条路线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古老的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借此紧紧相连,丝绸之路见证了世界主要文明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与相互借鉴。
为追寻文成公主的足迹,探索雪域高原的历史密码,自2018年起,我们开展了对唐蕃古道的考察。考察队从西安出发,经过天水、兰州、临夏进入青海省境内,又从类乌齐进入昌都,沿川藏线经波密、林芝到达拉萨,从拉萨前往山南琼结考察了藏王墓,此后,又从拉萨经那曲、格尔木、西宁等地返回西安,调研行程近万公里。我们先后走访了唐朝的皇家寺庙扶风法门寺以及曾“接文成公主回娘家”的西安广仁寺;在秦长城的起点临洮县遇见“哥舒翰纪功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传说跃然眼前;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考察队探访了唐代龙支城所在地青海民和县古鄯镇;在湟源县冒着大雨、跋山涉水寻访唐蕃曾艰难争夺的石堡城。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沿途到处流传的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日月山是文成公主丢下思乡的宝镜碎成两半所化成的山丘,不远处的倒淌河是为了抚慰文成公主的哀伤而调头西流;在玉树,旌幡笼罩下的贝纳沟、勒巴沟的岩石峭壁上,处处都是文成公主礼佛时留下的印记。
齐鲁晚报:这套丛书中提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人物行走丝绸之路的历程。您如何理解早期历史阶段,中国人在对外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
张安福: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也是僧侣求法、使团经行的重要路线,先后留下了大量动人的历史故事,成为今人了解丝绸之路历史过往的重要题材。早期历史人物在对外探索中的价值堪比亚历山大、大流士以及罗马波斯商人向东的开拓。从张骞“凿空西域”,到玄奘西行,中国人对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这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早期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见证,彰显了中国人在对外探索中的脊梁作用。